大约半年前，兴趣发作，又开始练习书法了，临的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仔细阅读之后，感觉很有意思，背后有很多内容。于是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文章和书籍，发现背后的故事确实精彩，而且与一般的印象大不相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半年。大约一年前初发于唐风，前两天发在煮酒论史，承雪域兄错爱，因此来到国学板块。文辞拙陋，还请各位多多斧正。
一，引子
大唐咸亨三年（672）阴历十二月八日，京师长安城弘福寺内宝刹庄严，梵音缭绕，僧侣齐集。在肃穆仪式中，僧侣和官员们以虔诚的目光仰视着一座高近4米的石碑，因为这座碑象征着佛教在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地位，象征着国家最高领袖对佛教的褒扬与赞许。在碑身上，镌刻着已故太宗皇帝所写序文、当今皇帝所作的记，以及曾在弘福寺译经近十载的已故高僧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书写碑文的则是已去世数百年的东晋右将军、书圣王羲之。
这座碑就是在中国宗教史和书法史上有着赫赫威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皇帝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使其流芳千古，而隐藏在碑背后的则是一段伟大时代里的曲折故事。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从更早一些的动荡年代开始吧。
二，北朝与隋的崇佛
南北朝作为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情绪笼罩着从帝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东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余人（尚不含在家信徒）。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财产和人力，自然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于574年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577年进军北齐，亦在齐境灭佛。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578年武帝驾崩，宣帝继位，第二年即在京师与洛阳重新设立寺庙。很快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家宗教氛围浓厚，杨坚之父杨忠据说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不知与其在南梁的经历是否有关。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由于周武帝曾经灭佛，因此推崇佛教，大讲佛陀授命，不但讨好了佛教徒，在普通百姓那里也可以将篡夺女婿家皇位、屠灭宇文家族这一“不道”行为涂抹上一层天命循环、因果报复的色彩。
开皇元年（581年）甫夺政权，文帝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同时开始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开皇11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开皇13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12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历代三宝记》）。开皇20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整个文帝统治期间，共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缮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杨坚对佛教并非单纯利用，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仁寿二年（602年）八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伉俪情深的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皇后升天成佛。这种对大家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公然撒谎，马屁未免过于粗糙，而精明过人、为人猜刻的文帝竟然“览之悲喜”，说明老头子已经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当然，升天成佛的独孤氏却法眼有障，费尽心机撺掇老公改立的太子数年之后就在仁寿宫现出原形，老头子只来得及抱怨“独孤误我”，就在好儿子好大臣的帮助下“升遐”了。
继位的炀帝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家庭传统，也需注意到其妻即江南萧家的女儿对其可能的影响。早在为晋王时，杨广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全国高僧，并将江南蒐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56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高阳造隆圣寺，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此外，炀帝还在洛阳上林苑设翻经馆，罗致译人，继续译经。有称炀帝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修补故经和缮写新经共九十万卷。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607）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609）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身处这席卷全国的崇佛热潮中，未来的李唐皇室是如何的态度，今天的史料已难寻其详。想来上有好焉，下虽未必甚之，但表面文章总不能落后太远。流传至今的一尊石像上的铭文显示了时为地方官的李渊是如何礼佛的。这尊石碑像是未来的高祖为未来的太宗祈福而供：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仔细分析李渊的这封感谢信兼祈福书，很有一点意思。首先，南北朝时代，贵族高官对佛教的供奉一般都是经常性的泛泛祈福，而李渊此文却显示其是有具体问题来麻烦佛祖：爱子患病。其次，捐建石碑像是在求佛“灵验”之后，也就是先看货，再给钱。最后，仅仅捐了这么一小尊石碑像，除了表达感谢之外，还顺路提出了一大堆要求，除了保佑二儿子，还要保佑“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想来也是，老小子当年射个箭就能抱得美人归，献个马就能捞个大官当，这佛祖不过治个病，捐个石像已经很给面子了。总之，当时的郑州刺史李渊对佛可谓很有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未来武德年间的佛教政策已可从此铭文中一窥端倪。
